沈阳：高等教育高收费的不公平症结

　　
　　　　高等教育高收费的不公平症结
　　
　　　　沈阳
　　
　　　　1999年6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地提出要“发展教育产业”，中国随即开展了名为“教育产业化”，实为高等教育行业全面高收费的教育制度“改革”，高收费政策的实施确实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却把高等教育开支转嫁给了民众。在医疗体制改革失败、医疗高收费造成患者负担过重，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承诺未能充分兑现的情况下，高等教育高收费、医疗高收费、公有住房商品化和社会保障落空这几个因素合在一起，造成了对占人口将近九成的中低收入阶层的“竭泽而渔”式的掠夺。
　　
　　　　“教育产业化”的误读
　　
　　　　“教育产业化”这一概念原本的含义是教学、科研、生产一体化，但在中国却被刻意地做了错误 的解释。于是在国人的概念里，“教育产业化”的含义变成了以商业化经营思想为指导，把高等教育发展成盈利行业。
　　
　　　　追根溯源，“教育产业化”的发源地是美国。195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开辟了学校工业园，使教学活动、科研成果与工业园的发展双向互动，彼此促进，后来形成了世界一流的知识技术密集型工业开发区“硅谷”。此后，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等，于1980年代开始了“教育产业化”尝试，开辟了一些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并存的研究项目，如新型材料的运用、制造业的技术革新，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发展，生物化学的广泛应用等。从这些经验可以看出，教育产业化的本意乃是教学，科研成果与生产相结合，从而尽快转化为生产力的一体化研发模式。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推行“教育产业化”的大学从未改变大学的非盈利性质，也不曾为增加学费收入而盲目扩大招生数量，它们的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始终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而在我国，“教育产业化”口号实际上成了“高等教育高收费政策”的保护伞。在国民经济内需不足、大学毕业生就业日益艰难的背景下，以“高等教育高收费”为前提的高校“扩招”的主要受益者是政府和大学的教职员工。大学教职员工的收入大幅度上升，政府则不必为高等教育增拨经费，可以省下钱来为公务员加工资，安排更多的干部出国“考察进修”或为更多的干部配备私用公车。
　　
　　　　虽然在校大学生的人数增加了，不少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交纳高额学费后得以跨入大学的校门，但以如此高昂的成本完成了高等教育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很可能找不到一份能够既养活自己又能偿还教育费用的工作。更令人心酸的是，一些家境贫寒的学生家庭里家长或学生由于学费无着而自杀。2003年陕西省榆林县农民景统仕的女儿景艳梅被东北师范大学录取后，为了凑足1万元的学费，景统仕一连几天外出借钱，均无功而返。这位走投无路的农民，最后只好喝下农药自尽。
　　
　　　　按照目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状况，目前在“教育产业化”招牌下不断升高的大学学费已经大大超出了这些家庭的承受力。其结果必然是“大学校门向钱开，有能无钱莫进来”，一些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因为学费门槛太高，无法通过努力学习而顺利踏上社会升迁的阶梯。这种局面是中国历史上自科举制度出现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
　　
　　　　正如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玉林所言：“尽管高等教育基于‘产业化’或延缓‘就业压力’的现实需求而大大增加了绝对的机会数量，但没有迹象证明，这种爆炸性的数量扩张同时伴随着‘公正’的内涵。高等教育的所谓‘大众化’可能只是一种假象：真正的‘大众’即工农子女多数仍处于边缘，而位于金字塔顶端的‘重点’大学依然主要面向强势阶层。” 至于复旦大学那种EMBA专业23万元的学费，显然不是一般家庭所能承受的。
　　
　　　　虽然在实行教育高收费政策的同时，也推出了国家助学贷款，但在实行中却是“两头热中间冷”，中央政府和贫困学生的期待很高，而银行却兴趣索然。以华南农业大学为例，该校贫困生比较集中，约占在校学生总数的20%，因为该校的专业以农业为主，毕业生在非农行业就业不易，银行担心学生无法偿还贷款，所以不愿意给贫困生贷款。出于同样的原因，湖北省2001年有800万元助学贷款贴息无处可花。
　　
　　　　有了“教育产业化”这道“令箭”，高等教育系统放手敛钱，腐败现象屡见不鲜，而千百万父母辛劳一生为子女缴纳的学费却并未完全转化为学校的办学经费。虽然一些大学的办公条件大大改善了，高楼林立，田径场跑道塑胶化了，但大学的软条件并未有太多改善，很多教授终日忙于各种行政事务和商业性活动，鲜有充分的时间给研究生授业。在“盘活教育存量，扩大教育增量，提高现有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口号下，高校高收费和低服务质量变得十分普遍。
　　
　　　　高等教育高收费有违社会公正
　　
　　　　 “教育产业化”方现端倪，从主流媒体到大学讲坛，从网络论坛到官方场合，反对声便不绝于耳。
　　
　　　　2002年4月，经济学家吴敬琏表示：“要把所有的教育活动一概变成赢利性活动的主张，我认为是不妥当的。[15]”吴敬琏指出，教育分为许多不同的门类，其中一部分提供一般的技能训练，是可以商品化、市场化的；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如基础教育，具有经济学所谓的“外部性”，这类教育活动就不应当由市场导向。如果不区分情况一概提倡市场导向，将会使整个社会文化沦落，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只重技术而不讲操守，不讲道德，以粗鲁为荣，以升官发财为务，那么整个社会将成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正常的社会生活将无法维系。目前不少学生过于急功近利，过于浮躁，放松了对基本素养的提高，这在专业选择和学习重点上都有表现。他认为，这些都与上述错误认识和错误导向有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部长丁宁宁指出：市场经济中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市场化；即使在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英美，教育的主体也是公立学校，而且绝大多数的私立学校都注册为非营利机构。他针对所谓的“扩大内需”一说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以为“400万个在校大学生每人每年交费3千元，就可以每年扩大内需120亿元”，这种想法是思维短视化，因为这样的算法没有考虑大学收费对家庭支出预期产生的负面影响。现在全国初中在校生约6千万，假定其中1,500万准备考大学，加上高中在校生1,200万，一共是2,700万。如果平均每个家庭每年为准备子女上大学而增加储蓄1千元（实际上还要多得多），加起来就是270亿元。二者相抵，内需反而减少了150亿元。
　　
　　　　至于“教育经费紧张”，丁宁宁指出，紧张的主要是基础教育经费这一块，原因在于国家投入过低。城乡教育附加税费一年也不过几百亿元，只要在总额超过 1万亿的财政收入中挤一挤也就出来了。如果为弥补政府教育经费的不足，迫使中小学通过各种不规范的做法来挣钱，会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例如，近年来，中小学各种名目的收费不断增加，已导致不少低收入家庭的子女辍学。高等教育虽然不是义务教育，但近年随着大学学费的大幅度上涨，大量来自贫困家庭的青年被挡在了大学门外。这种做法，不仅偏离了公立大学的办学方向，也违背了市场经济机会均等的竞争理念。大学可以收费，但对于录取分数线以上的学生，收费水平应控制在使他们在毕业后两、三年里能够还清助学贷款的范围内。
　　
　　　　然而，这样的反对声音却一直被政府忽视，高校教工则多保持沉默，毕竟高校高收费能给许多人直接带来利益，在利益的诱惑面前，社会公正就被扔在一边了。
　　
　　　　很显然，中国的“教育产业化”措施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排斥民意、损害社会公正原则的一个典型表现。在民意表达受到种种限制，民意对决策无法施加影响的威权体制下，发生这种情况并不奇怪。没有制度化保障，光靠少数声音的呼吁，是无法维护社会公正的。
　　
　　　　毫无疑问，缺乏配套政治体制改革的经济市场化最后必然通向权贵经济，而威权体制下权贵利益集团很容易操纵公共政策为自己的群体利益服务。这一点已经在中国被现实证明了。
　　
　　　　 刊登于《中国社会导刊》2005年11月刊
　　
　　　　这篇文章的另外两个版本分别是《高等教育高收费：中国的自由公正到哪里去了？》和《高等教育高收费：公共政策缘何排斥社会公正》，具体地址是 http://www.dajun.com.cn/gaodengjy.htm 。